從進攻城市到向農村進軍的艱難轉變

為了總結失敗教訓，確定新時期的路線和政策，1927年8月7日，黨在漢口召開了緊急會議(八七會議)。與會同志對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和教訓作了認真總結，毛澤東的反思最為深刻。他在發言中講了三個問題：一是領導權問題；二是農民問題；三是軍事問題。關于領導權問題，他有個很形象的說法：國共兩黨的合作如共同建造了一座房子。我們雖然“像新娘子上花轎一樣”扭扭捏捏、勉勉強強地搬進了房子里，“但始終沒有當房子主人的決心”，即忽視了爭取革命領導權。關于農民問題，他批評了忽視農民運動的偏向。關于軍事問題，他談得最深刻：“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從槍桿子中取得的。”可見，這時候毛澤東已經提出了爭取農民支持、獨立領導革命的思想，而具體的途徑則是把民眾運動和軍事運動結合起來。這次會上毛澤東當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八七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在此精神指導下，黨先后組織了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百余次武裝起義。這些起義有兩個共同特點：一是從起義目標來看，幾乎都是劍指大城市，秋收起義的目標是長沙，廣州起義的目的就更明確，占領廣州、建立蘇維埃。二是從結果來看，這些起義基本上都失敗了，即便奪取了城市也占不住，廣州起義占領了廣州，但僅堅持了3天，其他各地起義奪取城市的目標也幾乎都沒有實現。各地武裝起義實踐證明，攻打大城市的路走不通，一些起義部隊開始轉入農村，開展武裝斗爭和土地革命，開始從攻打城市到向農村進軍的偉大轉折。

毛澤東在七大口頭政治報告中說：“馬克思主義者走路，走到那個地方走不通就要轉彎，因為那個地方走不過去”。而黨的工作重心從城市轉到鄉村這個彎，毛澤東轉得最快，也轉得最好。秋收起義受挫后，毛澤東認為攻占長沙已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果斷決定退兵文家市，當時隊伍駐扎在里仁學堂，經過激烈的討論，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得到認可，放棄“取瀏陽直攻長沙”的原定計劃，“議決退往湘南”，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尋找落腳點。

工農武裝割據是如何開展的

各地起義軍撤到農村后，面臨的當務之急是在農村怎么生存，怎么發展。各地情況雖不盡相同，但都面臨三個共性問題：一是怎樣戰勝敵人的圍剿；二是如何爭取農民的支持；三是怎樣建設鞏固的根據地。這三個問題是互相聯系的，這里以井岡山根據地為例，談談工農武裝割據是如何開展的。

起義軍上山后，面臨的首要問題是部隊給養問題，即吃飯問題。1919年7月，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說：“世界上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開始1000多人還好辦，等到1928年4月朱毛會師后，這個問題就很嚴重了。近萬人隊伍“吃飯太難”是邊界割據的致命傷。

那用什么辦法解決呢？最初的辦法很簡單，就是打土豪，因為打土豪既可以掃除革命的障礙，又可以鼓動農民的革命積極性。但打土豪僅是權宜之計，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毛澤東很快認識到解決問題的關鍵還是要爭取廣大農民的支持，而要取得農民的支持就要用事實證明共產黨是他們利益的代表。那么又如何代表呢？當然是解決農民最關心問題，而農民最關心什么呢？是土地問題。毛澤東就抓住了這個核心問題，領導邊界各縣進行轟轟烈烈的分田。分田是個很復雜的事，丈量土地、統計人口、協調分配，都需要有人牽頭，都需要組織來領導，這樣在廣大農民熱烈擁護下，寧岡等縣的基層黨組織逐步恢復了起來，并且相應建立了工農蘇維埃政權。分了地后農民最怕再次失去土地，這就需要紅軍的武裝保護，由此支前擁軍成為農民的自覺行動，紅軍的基本生存問題也就迎刃而解。這樣就形成了武裝斗爭、土地革命、根據地建設三位一體的良性互動循環，工農武裝割據在井岡山地區就蓬勃開展起來。

經過一年多實踐，毛澤東對如何革命有了初步正確認識，他及時作了理論總結，1928年10月、11月先后寫成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斗爭》兩篇重要著述，他從國情出發揭示了紅色政權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必然性，完整闡述工農武裝割據的內容，提出了紅軍和紅色政權發展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這為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開辟奠定了重要基礎。但客觀地講，這時毛澤東的認識仍然僅是戰術層面的個案思考，還沒有上升到戰略層面的統籌考慮，革命新路仍需要在實踐中繼續探索。

革命新路在教條主義束縛中破繭而出

黨探索革命新路遇到了許多困難，一難在于沒有經驗，二難在于共產國際城市中心論的束縛。可以說，教條主義是前進道路上的主要障礙。

八七會議后實現了斗爭形式的轉變，但是黨內的“左”傾情緒卻潛滋暗長，仍然堅持通過城鄉武裝總暴動以造成一省或幾省的革命勝利的局面。毛澤東建立鞏固根據地的思想，與共產國際“走州過府”式的“流動游擊”思想是相違背的。在中共六大上，共產國際批評了鄉村包圍城市的提法，紅四軍內部分人也對毛澤東產生了質疑。尤其是1929年4月3日中央指示紅四軍分散游擊的“二月來信”到了軍中，使得有流寇思想的人似乎從中央的信中找到了根據。結果1929年6月下旬召開的紅四軍七大，解除了毛澤東前委書記的職務。

失去了毛澤東領導的紅四軍，“政策上發現許多錯誤，黨及紅軍組織皆松散”，要求恢復毛澤東領導的呼聲很高。9月28日中央政治局發出的“九月來信”，肯定了毛澤東提出的“工農武裝割據”和紅軍建設的基本原則，毛澤東重新出任紅四軍前委書記。12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了紅四軍九大(古田會議)，會議著重解決了兩個問題：一是在中國的特殊國情下怎樣建設黨的問題，毛澤東提出要著重從思想上建設，同時從組織上建設，通過用無產階級思想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使農民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無產階級化。二是如何建軍，毛澤東強調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并規定了正確處理軍內外關系的一些基本原則。這兩個關鍵問題的解決，使得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奪取政權，有了可靠的保證。

這個時候，毛澤東開始思考更大的問題，那就是中國革命的出路到底在何方？他感覺到以根據地為依托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已經不再是一個戰術的權宜之計了，而是一個帶有戰略性的全局問題，即道路問題。這時，他收到了時任第一縱隊司令員的林彪帶有悲觀情緒的元旦賀信。古田會議后五天，即1930年1月5日，他給林彪回復了一封信，這就是赫赫有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澤東批評了“全國范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后建立政權的理論”；反對“單純的流動游擊政策”，主張應該采取“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強調只有堅持農村根據地斗爭，“才能樹立全國革命群眾的信仰”，“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成為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可見，毛澤東實際上提出了把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移到鄉村，在農村地區開展游擊戰爭，深入進行土地革命，建立發展紅色政權，待條件成熟時再奪取全國政權的關于中國革命道路的思路。這標志著農村包圍城市道路成功開辟出來了。

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理論的成熟

經過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勝利和失敗，經歷了革命的大風大浪，經歷了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毛澤東對于中國革命規律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后，他總結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經驗，吸取了抗日戰爭的新鮮經驗，先后發表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戰爭和戰略問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等一系列著作，形成了完整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理論。

一是闡明了中國革命走以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必要性。毛澤東指出中國的特點：“不是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國家，而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國家；在內部沒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壓迫；在外部沒有民族獨立，而受帝國主義壓迫。因此，無議會可以利用，無組織工人舉行罷工的合法權利。”這種國情就決定了中國革命不能像資本主義的國家那樣，經過長期合法斗爭以后再進行起義和戰爭，而是以武裝的革命對武裝的反革命為主要斗爭形式。由于中國革命的敵人異常強大，而且長期占據城市，所以農村是孕育革命的溫床，而占人口80%以上的農民則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軍、是無產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

二是論證了農村革命根據地能夠長期存在和發展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一方面是由中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特點決定的。對于這個特點，毛澤東有過生動的描述，他說：“微弱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嚴重的半封建經濟同時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業都市和停滯著的廣大農村同時存在，幾百萬產業工人和幾萬萬舊制度統治下的農民和手工業工人同時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軍閥和管理各省的小軍閥同時存在，反動軍隊中有隸屬蔣介石的所謂中央軍和隸屬各省軍閥的所謂雜牌軍這樣兩部分軍隊同時存在，若干的鐵路航路汽車路和普通的獨輪車路、只能用腳走的路和用腳還不好走的路同時存在。”這六個“同時存在”將舊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多樣性和不平衡性淋漓盡致地刻畫了出來。再從地理特征來看，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革命勢力有著充分的回旋余地，正所謂“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正是這種特殊的國情，決定了中國革命有在農村區域首先勝利的可能，同時也決定了革命的長期性和艱苦性。

三是進一步闡明了工農武裝割據思想，詳細地論述了抗日戰爭中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勝利前景。全民族抗戰爆發后，黨內一些同志對于在國共合作抗日的新的歷史條件下，仍然要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必要性產生了動搖。對此，毛澤東在一系列論述中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提出要堅持抗日戰爭的領導權，仍然必須執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仍然要堅持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并指出這是奪取抗戰全面勝利乃至中國革命最終勝利的必由之路。

這樣，中國特色革命道路在理論形態上逐步臻于成熟和完善了。

（作者：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黨建部副主任、教授 劉寶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