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 黨 史

早春時節，陶然亭公園湖心島西南處的慈悲庵內外萬物復蘇。上世紀20年代，這里曾是中共北京組織的秘密據點，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等革命先輩曾在這里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探討救國救民道路，開展革命活動。中國共產黨早期的政治活動家和領導人之一高君宇去世后葬在離此不遠處，他與新文化戰士石評梅的革命愛情為后世稱道。

　　建于元代的慈悲庵，依然風貌猶存。其中一間屋子的陳設極其簡單，只有一溜長桌和幾排碼放整齊的方椅，墻上掛著的那張年代久遠的黑白舊照，記錄下了100多年前李大釗、周恩來、鄧穎超等人在此召開“五團體會議”的情景。

　　1920年8月，天津覺悟社社員周恩來、鄧穎超等11人來京，希望“全國各地產生的大小進步團體聯合起來，采取共同行動”。對此，李大釗非常贊同，他建議以覺悟社名義邀請北京進步團體召開會議，共同商討革命運動的方向和聯合起來進行斗爭的問題。

　　8月16日，覺悟社、北京少年中國學會、青年互助團、曙光社、人道社共五個團體的20多名代表，包括李大釗、周恩來、劉清揚、鄧穎超、鄧中夏等在陶然亭慈悲庵北配殿召開了聯席會議。會上，劉清揚介紹了召開此次會議的意圖與議程安排；鄧穎超匯報了覺悟社的活動情況；周恩來倡議在座各團體首先聯合起來，“共同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軍閥的斗爭，徹底改造中國社會”；李大釗代表少年中國學會發言，他希望革命青年們到勞工中去，到農民中去，和他們同命運、共呼吸，并明確提出：“二十世紀的革命，必定是滔滔滾滾的群眾運動。”

　　兩天后，五團體代表齊聚北大圖書館，討論并通過了《改造聯合宣言》和《改造聯合約章》。這兩份文件接受了李大釗在“五團體會議”上提出的指導性意見，體現出李大釗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思想。“主義明確”“旗幟鮮明”等原則為各團體之后的活動提供了行動準則，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推動了革命事業的發展。

　　11月，北京共產黨小組召開會議，決定成立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

　　黨史學者認為，在陶然亭慈悲庵召開的這次“五團體會議”有著重要的意義，它推動了中國共產黨北京組織的建立，也為1921年7月建立中國共產黨作了一定的思想和組織準備。

　　李大釗要為剛剛建立的中共北京早期組織選擇一個秘密工作的場所。他分析各方面條件后，再次把目光投向了陶然亭。

　　在當時的北京，陶然亭位置比較偏僻，人煙稀少，相對隱蔽。而且，陶然亭周圍墳冢很多，如果以上墳為掩護不易引起敵人的懷疑。

　　1921年夏天，少年中國學會會員陳愚生的夫人病故，葬于陶然亭。陳愚生便以守墓為名，在慈悲庵內租了兩間南屋，對外說要住在這里為夫人守墓，實際上是在此建立中共北京組織的秘密據點，聯絡同志，舉行秘密會議。

　　從1921年至1923年間，李大釗、鄧中夏、惲代英、高君宇等都曾在慈悲庵進行過秘密革命活動。

　　北京共產黨小組成立后，高君宇、鄧中夏等人深入工人中大力開展秘密的革命活動，向工人進行馬克思主義教育。

　　他們創辦了《勞動音》周刊，又創辦了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白天為工人子弟上課，晚上向工人傳播革命思想，培養了北方鐵路工人運動第一批骨干，為領導工人進一步開展斗爭奠定了基礎。他們還把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逐步辦成共產黨小組的一個外圍組織，每逢周末和假日，就到工人中宣傳社會主義以啟發他們的覺悟。

　　1920年5月1日，全國數十個城市舉行集會或游行，紀念五一勞動節，約有五六萬名工人參加。這是中國工人第一次紀念自己的節日。

　　那一天，北京工讀互助團出動了兩輛汽車，車上插著“勞工神圣”“資本家末日”等字樣的旗幟，沿街散發《五一勞工宣言》；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的50名學生，分成5組，沿街宣講“勞動紀念日與中國勞工界”“我們為什么要紀念五一勞動節”“五一勞動節的歷史”；北京大學召開了數百人參加的紀念大會，會上，李大釗做了關于五一運動史的報告。會后，北大師生一起上街宣傳講演，散發傳單；長辛店的工人也舉行了紀念會。

　　同日，高君宇在《北京大學學生周刊》發表了《五月一日與今后世界》一文，宣傳了五一勞動節的歷史和偉大意義。他說：“五一運動的呼聲，是勞工在資本家壓制的底下要求翻身的呼聲，也是平民要‘復權’的一個記號。”五月一日同盟總罷工的目的，不是單純減少工作時間，“它的總目的是在改造社會”。

　　可以看出，從工人運動一開始，像高君宇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便與改良主義者不同。他們從事工人運動的目的，不在一點一滴的改良，而是引導工人走徹底革命的道路。就像高君宇在文章中所說：“凡是承認五一運動者是為了新世界奮斗的同志，都應撐起肩來，擔負這個改造社會的責任。”